第1章 杨坚（2/2）
科举制度的开创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家层面来看，它为隋朝选拔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充实了政府官员队伍。这些人才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能够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隋朝的繁荣和稳定。
从社会层面来看，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寒门子弟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社会上层。这不仅激发了人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也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同时，科举制度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人们纷纷重视教育，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这使得文化知识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成为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后世的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等朝代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和成熟。科举制度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杨坚的经济改革
1．推行均田制
隋朝建立初期，社会经济面临着诸多问题。长期的战乱使得大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农，生活困苦不堪。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隋文帝杨坚决定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包括：男子每人授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女子每人授露田四十亩。露田在受田者死后要归还国家，永业田则可以传给子孙。此外，奴婢和耕牛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授田。官员根据品级的高低，授予不同数量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收入作为官员的俸禄，公廨田的收入则用于办公费用。
在实施过程中，杨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均田制的顺利推行。他派遣官员到各地进行土地清查，核实土地的数量和所有者，以便合理分配土地。同时，他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土地买卖和兼并，以保证农民能够稳定地占有土地。此外，政府还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于开垦荒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奖励和优惠政策。
均田制的推行对隋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它使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和利用，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们纷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受豪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生活相对稳定，社会矛盾也得到了缓解。此外，均田制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税收也相应增加。同时，均田制使得大量的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扩大了国家的税源和劳动力资源。
然而，均田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农民的土地需求，一些农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现象又逐渐抬头，均田制的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均田制的推行在隋朝初期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隋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整顿户籍
隋朝建立初期，户籍管理混乱不堪。长期的战乱使得人口流动频繁，大量人口脱离户籍管理，成为豪强地主的荫庇人口。这些荫庇人口不向国家缴纳赋税、服徭役，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力资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隋文帝杨坚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整顿户籍。
其中，“大索貌阅”是一项重要举措。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杨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他派遣官员到各地，挨家挨户地核对人口信息，将每个人的相貌、年龄、性别等特征与户籍登记进行详细比对。如果发现户籍登记与实际情况不符，如虚报年龄、隐瞒人口等，地方官吏要被处以罚款，同时将那些被隐瞒的人口清查出来，重新编入国家户籍。通过“大索貌阅”，许多被豪强地主隐匿的人口被查出，增加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数量。
“输籍定样”则是另一项关键措施。杨坚采纳高颎的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即“输籍定样”，然后颁布到各州县。每年正月初五，县令派人到乡村，以三百家到五百家为一团，依据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百姓按照户等缴纳赋税和服徭役，避免了地方官吏随意确定户等、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同时，由于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徭役相对较轻，许多原来依附于豪强地主的荫庇人口纷纷脱离豪强，主动向国家申报户口，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这些整顿户籍的措施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从增加国家税收方面来看，大量隐匿人口被清查出来并重新编入户籍，使得国家的纳税人口大幅增加。这些新增的纳税人口按照规定缴纳赋税，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国家有了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军事防御等方面，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增加劳动力方面，整顿户籍使得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这些劳动力可以被征调用于修建水利工程、开垦荒地等，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也为国家的军事建设提供了保障，使得隋朝能够组建更强大的军队，巩固国防。
隋文帝杨坚整顿户籍的措施，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户籍管理混乱的问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和劳动力资源，为隋朝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轻徭薄赋
在隋朝建立之前，长期的战乱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隋文帝杨坚深知百姓的疾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他推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在税收方面，杨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他颁布了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新令规定，成丁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和绵三两，产麻的地区则缴纳布一端（五丈）和麻三斤。相较于之前的朝代，租调的征收标准有所降低。同时，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如遇到灾年，杨坚还会减免百姓的租税。例如，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大旱，百姓饥荒，杨坚下令免除当年的租税，并开仓赈济灾民。
为了确保税收政策的公平执行，杨坚还加强了对税收征管的监督。他严厉打击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防止他们在税收过程中额外征收百姓的财物。对于那些擅自增加税收的官吏，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这使得百姓能够按照规定的标准缴纳税收，避免了不必要的负担。
在徭役方面，杨坚也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他缩短了百姓的服役时间，规定男子二十一岁为成丁，开始服徭役，每年服役二十天。相较于北周时期，成丁年龄推迟，服役时间减少。此外，杨坚还允许百姓以庸代役，即如果百姓不愿意服徭役，可以缴纳一定数量的绢布来代替。这一举措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得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生产和生活。
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显着的作用。百姓的税收和徭役负担减轻后，生活压力得到了缓解，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他们可以安心耕种土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同时，这一政策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用于农业生产，他们可以采用更先进的种植技术，开垦更多的荒地，增加耕地面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不仅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也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隋文帝杨坚轻徭薄赋的政策和措施，是他关注民生、重视农业生产的体现。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隋朝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设置粮仓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深知粮食储备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大力推行设置粮仓的举措。其目的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
从保障粮食安全角度来看，当时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水旱灾害等时有发生。设置粮仓可以在丰收之年储存多余的粮食，以备灾年之需，确保百姓在灾荒时期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计，避免因饥荒引发社会动荡。从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考虑，粮仓的存在能够调节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当粮食丰收、市场供大于求时，政府可以将多余的粮食收购存入粮仓，防止粮价过低损害农民利益；而在粮食歉收、市场供不应求时，政府则可以开仓放粮，平抑粮价，保障市场的稳定。
杨坚在全国各地广泛修建粮仓，其中着名的有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等。西京太仓位于长安，是隋朝都城的重要粮食储备基地，储存着大量的粮食，以满足都城官员和百姓的日常需求。东京含嘉仓规模宏大，仓窖密集，储存的粮食数量惊人。它不仅为洛阳城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还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是隋朝控制东部地区的重要物资保障。洛口仓则地处交通要道，便于粮食的运输和调配。它储存的粮食不仅可以供应周边地区，还能在必要时支援其他地方。
这些粮仓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灾荒年份，粮仓中的粮食成为了百姓的救命粮。例如，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大旱，百姓饥荒，杨坚下令开仓赈济灾民，使众多百姓得以度过难关，避免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社会动荡。在稳定经济方面，粮仓的调节作用使得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不用担心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商人也能够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粮食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隋文帝杨坚设置粮仓的举措，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它为隋朝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杨坚的军事与民族政策
1．改革府兵制
在隋朝建立之前，府兵制历经西魏、北周的发展，虽已成为重要军事制度，但存在诸多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军队战斗力，隋文帝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在此之前，府兵是职业军人，家属随营居住，不属州县管辖，且兵民分离。杨坚改革后，规定军人除有军籍外，还与其家属一起编入民户，隶属于州县，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按均田令受田；只有在战时才应召出征，自备武器和粮食。这样一来，府兵制实现了兵农合一，军人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战时则成为冲锋陷阵的士兵。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具有鲜明特点。其一，兵农合一的模式使军队的兵源得到了稳定保障。大量农民在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既不耽误农业生产，又能在战时迅速集结成军，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其二，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府兵的户籍由州县管理，而调发府兵的权力则掌握在中央手中。中央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征调府兵，避免了地方势力利用军队割据的可能性。其三，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由于府兵平时务农，自备武器和粮食，国家无需承担大量的军费开支，节省了财政资源。
改革府兵制对隋朝军事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军队数量上看，兵农合一的制度使得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军事训练，扩大了兵源。隋朝能够迅速组建起庞大的军队，为统一南北和对外征战提供了充足的兵力支持。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隋朝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击败了南陈等政权，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从军队战斗力方面来看，府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身体得到了锻炼，具备了较强的体力和耐力。同时，定期的军事训练也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技能和战斗素养。在与突厥等外敌的战争中，隋朝军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有效地保卫了国家的边疆安全。此外，改革府兵制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府兵中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他们在共同的军事训练和战斗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杨坚改革府兵制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它适应了隋朝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了隋朝的军事力量，为隋朝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防御突厥
隋朝建立初期，北方的突厥势力强大，时常侵扰边境，对隋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隋文帝杨坚深知突厥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制定了一系列防御政策和军事行动，以保障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杨坚采取了“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来应对突厥。他派遣使者与突厥的其他部落建立联系，分化瓦解突厥的势力。例如，他与突厥的达头可汗等部落进行沟通，使其与突厥大可汗沙钵略产生矛盾，从而削弱了突厥的整体实力。同时，杨坚加强了边境防御，在北方边境修筑了大量的长城和堡垒，派遣军队驻守，以抵御突厥的入侵。
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率领四十万大军南下，对隋朝边境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杨坚果断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率领大军进行反击。在战争中，隋军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多次击败突厥军队。其中，杨爽在白道之战中，大破沙钵略可汗的军队，使其狼狈逃窜。此后，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各部落之间相互攻伐，势力逐渐衰弱。
面对突厥的内乱，杨坚继续推行“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突厥的分裂。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突厥的达头可汗向隋朝称臣，请求归附。杨坚趁机对突厥进行安抚和拉拢，使其成为隋朝的盟友。同时，他也对突厥的其他部落进行分化和打击，削弱了突厥的整体实力。
在与突厥的战争中，杨坚还注重运用外交手段。他派遣使者与突厥进行谈判，通过和亲等方式，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例如，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杨坚将安义公主嫁给突厥突利可汗，使其与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此后，突利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了突厥内部的一股重要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厥的势力逐渐衰弱，隋朝的边境安全得到了保障。杨坚通过“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以及灵活多变的军事和外交手段，成功地防御了突厥的入侵，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他的这些举措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为隋朝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3．民族融合
隋文帝杨坚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族政策上，杨坚秉持着包容和安抚的态度。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妥善的安置。例如，在处理突厥问题时，当突厥内部出现分裂，达头可汗向隋朝称臣请求归附时，杨坚接纳了他们，并通过册封、赏赐等方式进行安抚，使其感受到隋朝的友好和诚意。这种政策使得少数民族愿意与隋朝建立良好的关系，减少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在管理方面，杨坚注重任用少数民族人才。他选拔有能力的少数民族官员参与国家治理，让他们在朝廷中发挥作用。这些少数民族官员既熟悉本民族的情况，又能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带入隋朝的政治体系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同时，杨坚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了特殊的行政机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实行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
在文化交流方面，杨坚大力倡导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学习和融合。他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促进了民族血统的融合。通过婚姻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得以相互传播和渗透。此外，杨坚还积极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他支持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同时也鼓励汉族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消除了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增进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经济方面，杨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他加强了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设立了互市，允许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商品交换。这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同时，杨坚还鼓励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先进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方法，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杨坚的民族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在他的治理下，隋朝境内的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稳定，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他的民族融合思想和实践，对后世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杨坚的文化建设
1．恢复汉文化
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使得文化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汉文化。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了巩固统治、增强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行恢复汉文化的政策和措施。
杨坚对汉族文化极为推崇和保护。他深知汉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化教育方面，杨坚大力兴办学校，推广儒家经典。他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一人，总管教育事业。国子寺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学，分别教授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他还鼓励地方兴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传播了汉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在礼仪制度方面，杨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他命牛弘等人修订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恢复了汉族传统的礼仪制度。这些礼仪制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祭祀天地、祖先到婚丧嫁娶、朝会庆典，都有详细的规定。通过推行这些礼仪制度，杨坚不仅规范了社会秩序，也增强了人们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杨坚在恢复汉文化的过程中，也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他认识到各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允许少数民族子弟进入学校学习汉族文化，同时也鼓励汉族子弟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在礼仪制度方面，他在保留汉族传统礼仪的基础上，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礼仪元素，使礼仪制度更加丰富多彩。
杨坚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推广汉文化。他下令收集和整理散失的书籍，保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他还鼓励文人创作，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水平。在他的倡导下，汉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了隋朝文化的主流。
隋文帝杨坚恢复汉文化的政策和措施，不仅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他在文化教育、礼仪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隋朝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发展教育
隋文帝杨坚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隋朝建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发展教育，在教育领域进行了诸多改革和创新。
杨坚对学校教育极为重视和支持。在中央，他设立了国子寺，这是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置祭酒一人总管教育事务。国子寺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学，各学配备博士、助教等教师，教授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国子学主要培养高级人才，太学则面向更广泛的学子，四门学侧重于普及教育，书学和算学则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这种分类细致的学校设置，为不同层次和兴趣的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选择。
在地方，杨坚也鼓励兴办学校。他要求各州县设立学校，使得教育能够普及到基层。地方学校的设立，为当地的学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杨坚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杨坚在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还体现在对教育内容的重视上。他以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强调道德教育和知识传授的结合。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被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也注重实用技能的培养，书学和算学的设立，使得学生能够学习到书法、算术等实用知识，为日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此外，杨坚还通过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这与他发展教育的政策相辅相成。科举制度的开创，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学习和考试进入仕途的途径，激发了人们的学习热情。学校教育为科举考试培养了大量的考生，而科举考试又为学校教育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杨坚发展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对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才，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隋朝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他的教育改革和创新，也为后世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宗教政策
隋文帝杨坚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和支持的政策，尤其重视佛教和道教，这一政策对隋朝的宗教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坚自幼在寺院中成长，对佛教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称帝后，大力推崇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复兴和发展佛教。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即位伊始便下诏修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教寺院，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并在全国范围内广建佛塔、佛像。他还亲自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整理工作，邀请高僧大德到长安讲学，促进了佛教教义的传播和发展。据记载，杨坚在位期间，全国修建的佛教寺院多达数千座，出家为僧的人数也大幅增加，佛教在隋朝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对于道教，杨坚同样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尊重。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杨坚认为道教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人心，因此对道教的发展也采取了鼓励的态度。他下令修复道教宫观，供养道士，并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和场合举行道教仪式。同时，杨坚也注重对道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促进了道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宗教管理方面，杨坚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他设立了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负责管理佛教和道教事务。这些机构的官员由政府任命，他们的职责包括监督宗教活动、管理宗教财产、审查宗教人员的资格等。通过这些措施，杨坚有效地规范了宗教活动，防止了宗教势力的过度膨胀和滥用权力。
此外，杨坚还积极推动宗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他鼓励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促进了两种宗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他的支持下，一些佛教高僧和道教道士相互交往，共同探讨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形成了一种多元包容的宗教文化氛围。
隋文帝杨坚的宗教政策和措施，促进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加强了宗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他的宗教政策不仅为隋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宗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杨坚的个人品质与性格特点
1．节俭爱民
隋文帝杨坚的节俭与爱民，在历代帝王中堪称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细节上，更贯穿于其执政理念与诸多政策措施之中。
杨坚对宫廷生活有着极为简朴的要求。他平日饮食简单，不追求珍馐美馔，常以素食为主，力求避免铺张浪费。在衣着方面，他摒弃华丽的服饰，多穿着质地普通、样式简洁的衣物，且一衣多用，甚少轻易更换新衣。宫殿的布置也未追求奢华，杨坚居住的宫殿装饰质朴，家具陈设实用而不奢靡，力求营造一种简约的生活与办公环境。这种对宫廷生活的简朴要求，为整个朝廷树立了节俭的榜样，上行下效，有效扭转了南北朝以来宫廷内外奢侈浮靡的不良风气。
杨坚对百姓的疾苦怀有深切的关心与同情。他深知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基于此爱民思想，他在经济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大幅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与徭役负担。通过降低租调标准，缩短百姓服役时间，还允许以庸代役，让百姓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杨坚推行均田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政治方面，杨坚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力求为百姓营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他深知贪官污吏的存在会严重损害百姓利益，因此对贪污腐败行为绝不姑息，一经发现便严厉惩处。同时，他大力选拔有才能、有品德的官员，注重官员的考核，要求官员切实为百姓办事，关心百姓生活。
此外，杨坚还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粮仓的设置。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田灌溉，提高了粮食产量，为百姓的生计提供了保障。而各地粮仓的设置，则在灾年能够及时赈济灾民，使百姓免受饥荒之苦。
隋文帝杨坚以其节俭的生活作风和深切的爱民情怀，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拥护，为隋朝初期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勤政好学
隋文帝杨坚的勤政精神在历代帝王中颇为突出。他深知治理庞大国家的重任，每日清晨便起身处理政务，常常工作至深夜，几乎无休。朝堂之上，他认真倾听大臣们的汇报与建议，对各类事务都详细询问、深入探讨，力求全面了解情况。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民生琐事，杨坚都亲力亲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杨坚展现出卓越的决策能力。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他总能冷静分析，迅速做出判断。例如在改革政治制度时，他权衡各方利弊，确立三省六部制，既加强中央集权，又提高行政效率，为后世政治制度奠定基础。在经济改革方面，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轻徭薄赋等政策，皆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军事上，杨坚的指挥能力同样出色。统一南北的战争中，他精心谋划战略布局，兵分八路进攻南陈，对各路将领的任命、军事行动的时机和策略都安排得极为妥当。面对突厥的威胁，他制定“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灵活应对，成功化解北方边患，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智慧和指挥才能。
杨坚不仅勤政，还拥有好学态度。尽管政务繁忙，他始终保持对知识和文化的追求。他大力倡导文化教育，自己也以身作则，研读经史子集，从古代圣贤的智慧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对于儒家经典，他尤为重视，深知其中蕴含的道德规范和治国理念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他对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有涉猎，这使得他在制定宗教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促进宗教文化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