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2章 《龙潭水库 4》（1/2）

张先生说到这里停下来，看着我。

“他知道来的人越多，他自由的时间就越长。他已经在水下待了七十多年，他知道等到水库干的那一天，他就能真正出来。但他等不了了，因为最近几年，他发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彻底替他的活人。”

我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

“水库里淹死的人，都是找替身，一换一，这是规矩。但陆怀山不一样，他是守门人，他不用替身，他需要的是一个钥匙。”张先生把那把生锈的铁钥匙举到我面前，“他需要有人拿着这把钥匙，游到水底，打开祠堂的门。门开了，他就能出来，而且是永远出来。但他自己办不到，他碰不了这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他在阳间最后一件没带走的东西，是他的业。只有活人能动，只有活人能帮他了却这桩业。”

“那为什么是我？”

张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让我把右手伸出来，翻过来，手心朝上。他指着那三道已经变成深紫色的指印，说：“他不是要掐死你。他是在量你的骨。你的骨相和他在祠堂里供着的那块牌位上的生辰八字，刚好对上。不是什么玄乎的缘分，就是你天生就是那把钥匙的形状。”

“他不杀你，他在等你。”

张先生说到这里，我奶奶插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张先生，你能不能替他挡了这一遭。”

张先生沉默了很久，喝了半杯茶，又续了半杯，又喝了。

“挡不住，”他说，“他是点过名的。不是鬼缠人，是人招鬼。这条因果长在他命里，拔不掉。”

“那能怎么办？”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里屋出来了，眼睛红红的，声音发抖，“你告诉我怎么办。”

张先生站起身，走到门口，面朝水库的方向站了一会儿。他回来的时候，从面包车里拿出一个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黄纸、一支毛笔、一碗不知道什么黑色的液体。

“折中的办法，”他说，“我画一道替身符，找一个和你同日出生的活物，把符贴在它身上，放在水库边上。陆怀山看到活物，以为是替身来了，就会去取那把钥匙。等他发现不对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道符管一天，一百天之后，他就不再认你的气味了。”

“一百天？”我妈的声音高了八度，“你要我儿子一百天不出门？”

“不需要不出门，”张先生说，“只需要他一百天不走那条路，不在晚上九点以后经过水边，不在脸上有水的时候照镜子，不烧黄纸，不唱童谣。”

他转过头看着我，那双被烟酒泡得发黄的眼睛里，忽然有了某种很沉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不要回头。不管那个声音离你多近，不管你多确定那个声音是你妈、你奶奶、你任何一个认识的人——不要回头。”

“因为陆怀山已经学会了你身边所有人的声音。”

“他学了三天，学得很像。”

晚上张先生在我奶奶家住下了。

他画符画到半夜，用那支毛笔蘸着黑漆漆的液体，在黄纸上一笔一笔地勾，每画完一张就晾在桌上，干了之后叠成三角形。他画了整整一百张，手背上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

我坐在旁边看着，什么都没说。

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在水库大坝上听到的那段童谣——“月光光，照地堂，虾仔跳，鱼仔藏。”——奶奶说她小时候唱过，但早忘了词。张先生说那不是龙门村的童谣，那是我外公那个村子里的。

我外公的村子就在龙门村隔壁，也在水库底下。

我从来没有跟我奶奶提过这件事。也没跟张先生提过。

但那天晚上，我睡着之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不是在水里，也不是在耳边，是在一个很远的、说不清楚的地方，像隔着很长很长的走廊，从走廊的另一头传过来。那个声音在唱那首童谣，唱完一遍，又唱一遍。唱到第三遍的时候，中间停了一下。

然后它叫了我的名字。

“林述。”

不是在水里泡了七十多年的那种含混的、闷闷的声音。是清亮的、年轻的、带着一点笑意的声音。

是我自己的声音。

它学会了我的声音。

天亮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发现枕头上全是水。不是汗，是凉水，带着水库里那股说不上来的腥味。我猛地坐起来，看到张先生站在床边，手里攥着一道叠好的黄纸符，脸色铁青。

“它找到你的卧室了，”张先生说，“从现在开始，那道门不隔音了。你睡觉的时候，它听得到你翻身的声音、心跳的声音、做梦的时候嘴唇翕动的声音。”

“它已经离你很近了。”

“比你想的还要近。”

张先生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的目光不在我身上，在我身后。

我猛地转过身去。

卧室的墙上什么都没有。老房子刷的白灰墙，年头久了，泛着淡淡的黄，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几道细细的裂纹。窗帘拉了一半，阳光从另一半照进来，在地面上切出一道笔直的光影界限。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我几乎可以骗自己说刚才那一瞬间的心悸只是错觉。

几乎可以。

但我看到窗台上有一个湿的脚印。

很小，比我的手掌还小一些，像是一个七八岁孩子的脚印。五个脚趾清清楚楚，脚弓的弧度也明明白白，像是有人光着脚从窗外踩进来，踩在窗台的水泥台面上，留下一枚完整的水印。窗外是奶奶家的后院，种了两棵枇杷树，地面上铺着红砖，长了一层青苔。那上面没有任何脚印。

张先生走过来，低头看了一会儿那个脚印，没说话。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红绳，在那枚脚印周围绕了一个圈，然后用黄纸符盖住了整个窗台。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他走到堂屋里，打开他的红布包，从最底层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已经泛黄得厉害，边角卷曲着，像是被水泡过又晒干的。照片上是一群人站在一座老祠堂前面，黑白色的，模糊得像一张被揉皱的宣纸。人群最前面站着一个男人，穿长衫，清瘦，五官看不太清楚，但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他的站姿里透出来——不是威严，是一种很沉的、很重的、像山一样压在那里的东西。

“这是龙门村最后一张全村合照，”张先生说，“民国三十七年春上拍的。拍完这张照片不到两个月，水库就蓄水了。”

他指着照片上那个穿长衫的男人。

“陆怀山。”

我盯着那张模糊不清的脸看了很久，试图从那些失真的黑白颗粒中找到那天晚上在我奶奶堂屋里看到的那张脸。那个男人的脸。四十来岁，清秀，平静，眼神里没有恶意，只有一种极其深沉的、像水底一样看不见底的遗憾。

我想我找到了。

不是因为我认出了五官——那张照片上根本看不清五官。而是因为那个站姿，那种微微侧着身、像是在听什么人说话的样子，和那天晚上他站在大门口回头看我的那一眼，一模一样。

张先生把照片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指尖碰到照片的瞬间，像是被电击了一下。照片背面写着几行字，毛笔写的，字迹工整得像是刻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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