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守望莱茵（2/2）
正是这种教科书般的延迟作战，使得兵力远超美军的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主力，在圣维特城下，被死死地拖住了整整四天。直到12月21日，克拉克才在蒙哥马利元帅的命令下，率部突出重围。这四天宝贵的时间，对整个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打乱了德军的节奏，为盟军调动援军赢得了时间。
当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恼怒地绕过仍在激战的圣维特时，他们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另一个关键的公路枢纽——巴斯托涅。
就在德军兵临城下之际，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们将战略预备队中，最精锐的王牌部队——第101空降师“呼啸群鹰”，紧急用卡车车队，从后方一路狂奔，抢在德军合围之前，进驻了巴斯托涅，并与城中已有的部分装甲部队一同，构筑起环形防御阵地。
很快，在亨利希·冯·吕特维茨将军指挥下的德军优势兵力，就将巴斯托涅团团围住，切断了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当时，101空降师的师长马克斯维尔·泰勒少将，正在美国本土开会。部队的指挥权，历史性地落在了师属炮兵指挥官，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的肩上。他对这个关键十字路口的坚守，像一根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德军前进的路线上，彻底堵死了德军第47装甲军的前进道路，扼住了德军的后勤咽喉，并严重打乱了其整个中路进攻的节奏。
圣维特和巴斯托涅的战斗证明，当指挥得当、士气高昂时，美军士兵完全有能力克服奇袭和数量上的劣势。这两场至关重要的防御战，并非源于某个宏大的战略规划，而是源于小股部队惊人的坚韧不拔，和像布鲁斯·克拉克这样的中层指挥官，在巨大压力下所展现出的、杰出的战术领导力。
德军的闪电战计划，完全依赖于速度和美军抵抗的迅速瓦解。而圣维特和巴斯托涅，就像是德军装甲洪流中的两块巨大而坚硬的顽石。德军指挥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绕过它们，但冒着补给线随时被切断的巨大风险；还是停下来，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燃料，去拔除它们。
无论他们怎么选，都输了。在这里损失的每一分钟，都是盟军用来调集增援部队、等待天气最终放晴的宝贵时间。守军在战术上的巨大胜利，直接转化为了攻击者在战略上的彻底失败。
12月19日，在法国凡尔登，盟军最高指挥部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会议室里的气氛异常凝重。一些与会的高级将领面如死灰，看起来“就像已经被彻底击败的人”。
正是在这个士气最低落的关键时刻，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联盟统帅，而非仅仅是军事将领的、非凡的领导力。而那位永远充满争议的乔治·巴顿将军，则做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着名、也最大胆的一个承诺。
会议在布拉德利设于凡尔登的总部一间冰冷、毫无暖气的房间里召开。艾森豪威尔、布拉德利、巴顿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参谋人员悉数到场。艾森豪威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悲观和恐慌情绪，他用一句强有力的话语，开启了这场决定命运的会议：
“目前的局势，应被视为我们的一次机遇，而非一场灾难。在这张会议桌上，只应有愉快的面孔。”
他的一句话，就为整场会议定下了一个基调：反击，而不是撤退。
一向以戏剧性着称的巴顿将军，立刻心领神会地附和道：“见鬼，让我们拿出胆量来，让那些狗娘养的德国佬，一直打到巴黎去！然后我们就能真正地切断他们，把他们嚼个粉碎！”
但这并非仅仅是虚张声势的吹牛。得益于他那位神机妙算的情报主管奥斯卡·科克上校的提前预警，巴顿早已命令他的参谋部，秘密准备了三套应急方案，以备将他整个第3集团军的进攻方向，从向东，转为向北，随时准备猛击德军暴露的南翼。
因此，当艾森豪威尔转头询问巴顿，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转他的集团军，向北方的巴斯托涅发起攻击时，巴顿的回答，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平静地承诺，他可以在48小时内，调动至少三个师，发起进攻。
艾森豪威尔和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将一个庞大的集团军，在严冬的恶劣天气下，进行90度的大转向，在军事上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此刻，他急需采取果断的行动。他看着巴顿，简单地说：“去吧。”
会议一结束，巴顿便立即冲向电话，给他的参谋长打去电话，只下达了几个预定计划的代号。一场美国陆军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伟大的战略机动，就此拉开序幕。
12月22日，在被重重围困的巴斯托涅，上演了二战史上最具标志性、也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次对话。
当天上午11点30分，一支由四名德国士兵组成的队伍，打着两面白旗，小心翼翼地接近了美军的防线。他们带来了一份由德军第47装甲军指挥官冯·吕特维茨将军发出的、措辞正式而傲慢的最后通牒。通牒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堆，核心意思很简单：要求被包围的美军，在两小时内“荣誉投降”，以避免整个城镇遭到“彻底的毁灭”。
这份通牒，被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美军代理指挥官麦考利夫准将的指挥所。刚从睡梦中被叫醒的麦考利夫，睡眼惺忪地接过通牒，看了一眼，嘟囔了一句：“Aw,nuts.”（啊，扯淡。）
在读完德军那份自大的通牒后，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把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又重复了一遍：“要我们投降？Aw,nuts!”
当他的参谋们，绞尽脑汁，试图草拟一份措辞同样正式、但立场强硬的回复时，他的作战处长，哈里·金纳德中校建议道：“将军，您最初说的那句话，就很难被超越了。”
麦考利夫问他指的是什么，金纳德提醒道：“长官，您说了‘nuts’。”
这个建议，立刻赢得了在场所有军官的热烈赞同。
于是，一份堪称世界军事史上最简短、也最酷的正式复函，就此诞生了。一名文书，将其工整地打印在一张纸的中央：
“致德军指挥官：
NUTS!
美军指挥官”
这份复函，由巴德·哈珀上校亲手交给了仍在雪地里等待的德军使者。那名德国军官显然对这个俚语词汇感到深深的困惑，不解地询问其确切含义。哈珀上校给出了一个流传后世的经典解释：“用通俗的英语讲？它的意思就是‘滚你的蛋’。”
这个“NUTS!”的故事，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被围困的、饥寒交迫的守军，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士兵的士气，成为了他们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麦考利夫随后，还发布了一份充满挑衅意味的圣诞致辞，进一步坚定了守军“战斗到底”的决心。
盟军的反应，由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决心、巴顿的战役转向和麦考利夫的战术蔑视共同体现，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心理转折点。德军的计划，完全依赖于盟军指挥系统在巨大压力下崩溃，从而导致恐慌和错误决策。然而，从最高统帅到前线师级指挥官，所展现出的这种惊人的坚韧不拔，是德军计划中无法计算的、最重要的无形因素。
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在严酷的寒冬中，进行90度的大转向，以解救被围困的巴斯托涅，这是一项艰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后勤挑战。这次行动，涉及调动整个集团军的庞大兵力，包括约600辆坦克和数千辆其他车辆，而他们所能利用的，只有几条结冰、泥泞且严重拥堵的乡间路网。
巴顿像一个疯子一样，无情地驱使着他的部队，日夜兼程地向北推进。由传奇坦克指挥官克雷顿·艾布拉姆斯中校指挥的一个坦克营，作为第4装甲师的先锋，像一把利剑，引领着冲向巴斯托涅的钢铁洪流。然而，他们的前进，受到了暴风雪、冰雨和几乎无法驱散的浓雾等恶劣天气的严重阻碍。
在一个广为流传的着名事件中，倍感挫败的巴顿，召见了他的首席随军牧师詹姆斯·奥尼尔上校，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他撰写一份祈求好天气的祷告词，并向全军二十五万官兵分发。那份祷文写道：“全能而又至仁的上帝……我们谦卑地恳求您，抑制这些过度的降雨……为我们的战斗，赐予好天气。”
奇迹般地，在祷告词分发后的第二天，天气真的开始放晴了。欣喜若狂的巴顿，当即授予了这位牧师一枚铜星勋章。
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天，第4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的包围圈，与巴斯托涅的守军胜利会师，正式解除了这场持续了近一周的、戏剧性的围困。
战局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2月23日前后。持续了近一周的、那该死的恶劣天气，终于开始消散。天空，放晴了。
对于在地面上苦苦挣扎的德军而言，这片清澈的蓝天，是一场突如其来、具有决定性的灾难。
德军的整个计划，都赌在了坏天气上，他们天真地希望，以此来抵消盟军那压倒性的、近乎作弊的空中优势。当天空放晴时，其后果是立竿见影且毁灭性的。
德国士兵们，用一个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词，来称呼盟军的战斗轰炸机——“雅宝”。现在，“雅宝”们回来了。数百架P-47“雷电”、P-51“野马”和英国的“台风”战斗轰炸机，被悉数释放到战场上空，像一群饥饿的、从地狱里飞出来的猎鹰。
白雪皑皑的大地，使得德军的车辆和人员，在空中看来无处遁形。那些因为燃料短缺和交通堵塞，而停滞在有限道路上的、长长的德军装甲纵队，成为了盟军飞行员眼中最完美的、最诱人的靶子。飞行员们兴高采烈地，将此形容为“打火鸡”。他们用机炮、炸弹和火箭弹，对德军的坦克、卡车和火炮阵地，进行了持续数天的、毁灭性的打击。在马斯河附近，对德军精锐的第2装甲师的一次关键性空袭，有效地终结了其最后的、也是最深入的攻势。
与此同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对德军后方的铁路枢纽、桥梁和补给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彻底切断了阿登前线德军的后勤命脉。
德军的计划中，包含着一个致命的悖论：那个使其初期成功成为可能的关键条件（坏天气），也恰恰注定了其最终的、无可避免的失败。这场攻势，从一开始就与后勤和现实的墙壁迎头相撞，而天空的放晴，只是标志着那无可挽回的、最终撞击时刻的到来。
1945年元旦，不甘心失败的德国空军，发动了其在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杀式的进攻行动——“底板行动”。
该计划旨在通过一次大规模、超低空的拂晓突袭，同时打击位于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17个盟军主要机场，企图将盟军的空中力量，一举摧毁在地面上。大约900架德国战斗机，主要是Bf109和Fw190，参与了这次最后的豪赌。
这次攻击，取得了惊人的战术成功。盟军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毫无防备。大量的飞机在地面被摧毁或严重损坏，总数估计在300到近500架之间。在一些机场，盟军中队几乎被成建制地消灭在停机坪上。
然而，这场战术上的胜利，在战略上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得不偿失的灾难。
盟军凭借其强大的、深不见底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一周之内，就补充了所有损失的飞机。而德国空军遭受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损失了大约300架飞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超过200名飞行员，其中，包括了德国空军仅存的、最后的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中队长官和王牌飞行员。
这些精英飞行员的损失，对德国空军而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其作为一个有效的战斗力量，从此不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行动的保密性极高，许多德军自己的高射炮部队，并未得到及时的通知，导致数十架德国飞机，在返航途中，被“友军”的炮火稀里糊涂地击落。
在阿登战役的危机期间及之后，盟军指挥体系内部，那些被胜利暂时掩盖的、严重的摩擦和矛盾，几乎威胁到了整个联盟的稳定。
战斗初期，德军的突进，将布拉德利的第12集团军群，干净利落地一分为二。使其总部，与在突出部北肩作战的美国第1和第9集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完全合乎逻辑、也唯一正确的决定：将这两支被分割开来的美国集团军，暂时交由在北方的、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统一指挥。
对于布拉德利等自尊心极强的美国将领而言，这是一个极其痛苦和屈辱的决定。布拉德利感到自己被彻底边缘化，失去了对主战场的控制权，这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
1945年1月7日，在战局已经基本稳定之后，那位向来谨慎、但又极度渴望荣誉的蒙哥马利元帅，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虽然口头上赞扬了美国士兵的英勇，但其字里行间，却将整场战斗，描绘成了一场由他本人亲自出马，收拾烂摊子，并最终掌控全局、力挽狂澜的个人胜利秀，几乎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了自己。
此言一出，立即在美国指挥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布拉德利对此怒不可遏，他愤怒地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再让他待在蒙哥马利手下“一分钟”，他就立刻辞职。这场争议迅速升级，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将美方的强烈不满，紧急转达给英国首相丘吉尔。
最终，丘吉尔不得不在1月18日，亲自向英国下议院发表了一场着名的讲话，以平息这场风波。他以政治家的高超手腕，明确宣称：“突出部战役，首先是一场美国的战役——也最终是一场美国的胜利。”这才勉强压下了盟军内部即将爆发的分裂。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了在盟军合作的光鲜表面之下，深藏着的国家间的竞争和将领个人间的嫉妒。
1945年1月25日，阿登战役正式宣告结束。德军被全部推回了他们最初的出发线，突出部被彻底“削平”。
这场战役的代价是巨大的。美国遭受了超过8万9千人的伤亡，其中包括约1万9千名阵亡士兵，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为惨重的一场单一战役。英国的伤亡约为1400人。
而德国的损失，则更具灾难性，是战略层面上无法弥补的。他们损失了超过10万名士兵（阵亡、受伤或被俘），更关键的是，损失了超过700辆无法补充的坦克和突击炮，以及近1000架飞机。
从战略上看，这场战役是盟军的一次决定性的、尽管代价高昂的胜利。对德国而言，这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致命的自杀行动。它彻底耗尽了德军在西线的最后一点战略预备队，彻底摧毁了其装甲部队残存的进攻能力，也彻底打光了德国空军最后的精英飞行员。
希特勒的这场疯狂豪赌，严重削弱了德国抵抗盟军最后跨越莱茵河、挺进德意志帝国心脏地带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非但没有延长战争，反而可能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然而，就在西线的盟军，为最终挫败希特勒的最后反扑而长舒一口气，并开始重新集结，准备向德国本土发起最后一击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场规模远比阿登反击战更为庞大、也更为致命的风暴，正在遥远的东方，悄然酝酿。
希特勒为了凑齐阿登攻势的兵力，几乎抽空了东线所有能动的装甲预备队。此刻的东线，德军的防线漫长而薄弱，由一群疲惫不堪、装备低劣的残兵败将苦苦支撑。
而在他们的对面，隔着冰封的维斯瓦河，苏联红军已经集结起了数百万大军和数万辆坦克、火炮。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的几个方面军，如同一头蓄势待发的巨兽，已经将利爪，按在了第三帝国柔软的腹部。
1945年1月12日，就在阿登的炮火声刚刚平息之时，东方的寂静被打破了。苏军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式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