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雅尔塔再聚首（1/2）

上一回咱们说到，在1945年初，苏联红军发动了雷霆万钧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在短短三周之内，德军在东线的整条战线土崩瓦解，数百万苏军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波兰，兵锋直抵距柏林仅70公里的奥得河畔。尽管由于后勤、疲劳以及对侧翼的担忧，苏军最终在奥得河停下了脚步，但这已然宣告了第三帝国军事上的彻底死刑。

帝国的大门，已经被轰然撞开。

将军们在战场上该干的事，基本上已经干完了。剩下的，就是政治家们的工作了。他们需要坐下来，为这个被战火蹂躏得满目疮痍的世界，规划一个全新的未来。而更现实地说，他们需要坐下来，为如何分割即将到手的、最丰厚的战利品——德国，以及如何重新划分战后的势力范围，进行一场激烈的、充满了智慧、算计与妥协的讨价还价。

于是，1945年2月4日，三位决定着亿万人命运的巨头，时隔一年多，再次聚首。地点，是苏联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半岛上那座风景如画、却又戒备森严的海滨小城——雅尔塔。

在黑海东岸的这场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毫无疑问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一次三巨头峰会。会议的代号，被定为“阿尔戈英雄”，这个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那些远征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寓意着三巨头此行的神圣目的——为饱受战火蹂E躏的世界，寻回和平与繁荣的“金羊毛”。

然而，现实远比神话要骨感得多。

会议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治角力。丘吉尔原本希望在地中海的某个地方，比如马耳他或者雅典，举行会谈。身患重疾、行动不便的罗斯福总统，也不愿意进行如此长途的跋涉。但斯大林，这位刚刚取得了惊天动地军事胜利的东道主，态度强硬地坚持，他绝不离开苏联的国土。

形势比人强。此刻的斯大林，手握着东欧战场的绝对主动权，英美两国，不得不做出迁就。

会址最终选定在雅尔塔，沙皇曾经的巡狩之地。当会址在1944年底被基本确定后，一场社会主义式的奇迹工程随即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他是斯大林手下那个最令人畏惧、也最能干的头号人物，一个以总能提供超出斯大林期望值的丰硕成果而着称的效率大师。

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千五百多节火车车厢，满载着从莫斯科拆下来的建材、设备、豪华家具、高级地毯、家电和山珍海味，经由沙皇时代的旧铁路，源源不断地驶入刚刚被战火摧残过的克里米亚。苏联人用短短三周的时间，将几座破败的沙皇旧宫殿，整修一新，以满足他们眼中，那些“有产阶级”贵宾的奢华需求。

然而，通往雅尔塔的路途本身，就充满了艰辛和斯大林式的政治意味。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而言，这是一段长达6000英里的、几乎要了他半条命的漫长旅程。当美英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克里米亚的沙基机场后，他们还要在崎岖不平、年久失修的道路上，颠簸整整八个小时，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

斯大林是有意安排这样一条路线的，他要让他的客人们，亲眼目睹德国法西斯，在他的土地上，留下了怎样一片满目疮痍的焦土。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却极具说服力的政治宣传，一个为他接下来在谈判桌上索要高额战争赔偿所做的、冰冷的铺垫。

会议地点的安全，更是被贝利亚打造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堡垒。整个克里米亚的空域，由244架战斗机和300门高射炮负责，任何不听警告闯入的飞机，都将被毫不犹豫地击落。从机场到雅尔塔的沿途，每隔几十米，就站着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内务部士兵，其中不少还是英姿飒爽的女兵。贝利亚的秘密警察，提前对该地区七万四千名居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并逮捕了八百二十五名“可疑分子”。

会议地点，设在三座沙皇时代的旧宫殿里：美国代表团下榻在最大、最宏伟的里瓦几亚宫，英国代表团在充满哥特风格的沃龙佐夫宫，而苏联代表团，则“谦虚”地驻扎在相对较小、但防卫最森严的尤苏波夫宫。贝利亚为斯大林的住所，加盖了两米厚的水泥屋顶，足以抵御五百公斤炸弹的直接袭击。

这里，充满了奇特的对比：一边是昔日罗曼诺夫王朝的帝王奢华，另一边，却是战争时期的简陋和不便，比如，每个宫殿里都严重短缺的、能正常冲水的卫生间。

更重要的，是这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苏联情报机构的气息。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所有代表团成员下榻的房间里，都提前安装了窃听器，这一点，西方代表团其实心知肚明。这种无形的监视，制造了一种紧张而多疑的氛围，时刻提醒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你们现在，正身处斯大林的领地。

一个广为流传、也足以说明问题的轶事是：当丘吉尔的女儿萨拉，在自己的房间里随口抱怨，说如果吃鱼子酱的时候能配上几片新鲜柠檬就好了。第二天清晨，一棵挂满了金黄色果实的柠檬树，就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沃龙佐夫宫的橘园里。

这既展示了苏联人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组织效率，也暴露了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监听能力。

可以说，斯大林不仅完全控制了会议的物理环境，更通过这种种精心安排，在心理上，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会议的舞台本身，就是他为自己接下来所有诉求的合理性，所做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论证。

要看懂这场堪称“世界分赃大会”的会议，我们还是老样子，先来看看这三位巨头，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样的小算盘。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

此时的罗斯福总统，已是风中残烛。他脸色灰败，双手颤抖，支撑他完成这次漫长旅程的，几乎完全是意志力。他的核心关切有两个：

第一，尽快结束对日战争。他迫切地希望苏联能够尽早对日宣战，从中国东北出兵，以分担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减少美国子弟的伤亡。

第二，建立联合国。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他为战后世界设计的、一个避免未来战争的国际合作框架。为此，他需要取得斯大林对联合国方案的全力支持，哪怕这意味着在安理会的表决机制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在欧洲问题上，他原则上支持《大西洋宪章》的民族自决理念，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苏联红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欧，这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因此，他准备在波兰等问题上，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努力将斯大林，这位强大的、但难以预测的盟友，纳入到他所设想的战后“规则体系”中来。

英国（丘吉尔）：

丘吉尔首相，则更像一个忧心忡忡的“守财奴”。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则强势崛起。他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尽可能地维护大英帝国日薄西山的利益和在欧洲大陆的传统均势。他最关心的，是波兰的未来和法国的地位。英国是为波兰而对德宣战的，这关系到大英帝国的“荣誉”。同时，他极力主张，必须让法国在战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给予法国一个德国的占领区，并让它加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以此来平衡苏联在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力。总的来说，丘吉尔在会议上，扮演的是一个“警惕的现实主义者”的角色。

苏联（斯大林）：

斯大林，则是这场会议中，真正手握王牌的玩家。他稳坐钓鱼台，以逸待劳。他的战略目标，清晰而明确：

第一，确保苏联的绝对安全。他要求在苏联的西部边境，建立一个由“友好”的、亲苏的政府组成的、宽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其中，波兰是重中之重。

第二，严惩德国。他要求从德国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并彻底肢解这个国家，使其永远丧失再次侵略苏联的能力。

第三，在远东获取利益。他看准了对日作战这个机会，准备开出一系列价码，以换取苏联出兵，包括收回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所有领土和权益。总的来说，斯大林凭借着红军在战场上的强势地位，在谈判中准备好咄咄逼人地，为苏联争取最大化的国家利益。

在里瓦几亚宫那间挂着沉重窗帘、充满了雪茄烟和紧张气氛的大厅里，这三位分别代表着理想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人，围绕着这些核心诉求，即将展开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激烈的唇枪舌战。

雅尔塔会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激烈交锋。波兰的边界应该如何划分？它未来的政府，应该由谁来组成？这两个问题，像两块巨大的礁石，横亘在三巨头的面前。

会议桌旁，罗斯福首先发言。他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疲惫但真诚的语气说道，他希望苏联能表现出慷慨，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将利沃夫这座历史名城及其周边的油田，让给未来的波兰。

“我相信，美国人民大体上赞成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但如果苏联政府能考虑在利沃夫及其所属油田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将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我只是提出这一建议供参考，不会坚持一定要这样做。”

利沃夫是波兰东部的象征性城市，也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工业重地。它不仅在历史上属于波兰文化圈，更在波兰民众情感中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因此，当罗斯福提议“苏联是否能在利沃夫及其油田问题上作出让步”，实际上是试图争取一个象征性的妥协：既表示对苏联边界要求的尊重，又希望保留一点对波兰的体面和对西方舆论的交代。但他同时也表示“不会坚持”，显示出美国在该问题上实际并无太多筹码，更多是一种试探性建议。

接着，他谈到了更棘手的政府问题，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能代表所有波兰人的、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

“有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由波兰各党派领袖组成的总统委员会，由他们来组建一个包括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等五大党派领袖在内的政府。我们必须确保的一点是：波兰必须同苏联保持最友好合作的关系。”

斯大林听罢，立刻不露声色地补充了一句：“波兰不仅应与苏联友好，也应同所有盟国友好。”

接着，丘吉尔发言了。他挥舞着他那标志性的雪茄，用他那富有戏剧性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首先表示，自己原则上支持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尽管这在国内为他招来了不少批评。

“我一贯在议会和其他场合声明，英国政府将支持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边界，哪怕利沃夫也划归苏联。这一立场招致了一些批评。但是我认为，在俄国为这场战争付出如此巨大牺牲之后，寇松线的确定并非出于武力，而是出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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