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雅尔塔的秘密交易(2/2)
这一下,便将向中国传达这一噩耗的、那个极其尴尬和困难的责任,稳稳地、无可推卸地,压在了美国人的肩上。
最终的秘密协议文本,于1945年2月11日,被正式拟定并签署。其核心条款,白纸黑字,清晰地写道: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
俄国于1904年因日本背信弃义的攻击而受损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即:
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归还苏联;
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并恢复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
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一个中苏合组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有在满洲的完全主权。
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协议最后,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话,作为结尾:“三强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将在日本被击败后,毫无疑问地予以实现。”
至此,这场围绕远东未来命运的秘密交易,在三巨头的签字下,尘埃落定。
这里提一嘴朝鲜问题:
在开罗问题上,朝鲜,这个被日本吞并了三十多年的苦难国家,它的前途,是开罗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点。
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高度一致——都主张在战后,必须恢复朝鲜的独立。中国作为同样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同情和坚定的支持。他在会上明确表示:“朝鲜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的奴役,理应在日本投降后,尽早重获自由与独立。”
罗斯福也完全赞同朝鲜独立的大方向。但是,这位务实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考量。他认为,朝鲜在日本长达近40年的殖民统治下,缺乏现代国家的管理经验和自治能力。如果在日本投降后,立刻让其完全独立,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因此,他倾向于设立一个“国际托管”的过渡期,来帮助和扶持朝鲜,逐步走向真正的独立。据事后解密的档案显示,罗斯福甚至设想过一个长达30年的托管期。
这个“托管”的想法,背后是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主义设计。但他知道,直接提出,可能会引起争议。而此时,丘吉尔,这位大英帝国的“看门人”,又来扮演他那不甚光彩的角色了。
丘吉尔担心,在亚洲,任何关于“独立”的无条件承诺,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缅甸等地的殖民统治。因此,他力主,在宣言中,必须加入一个具有缓冲作用的词语。
最终,在三方妥协之下,公开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条款,变成了一段措辞极为巧妙、也颇具争议的文字:“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适当的时候”——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短语,实际上是美英在“立即独立”和“长期托管”之间,达成的一个政治妥协。
尽管语义含糊,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确承诺了朝鲜的独立。消息传出,对于在上海、重庆等地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和所有朝鲜人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流亡中的韩国临时政府,就立刻发表声明,对盟国的保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然而,历史也充满了吊诡。正是这个模糊的“适当的时候”,为日后朝鲜半岛的命运,埋下了分裂的伏笔。战后,美苏两国,对于“适当”的理解,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三八线的划分,和一个民族的南北分裂。
这里来解释一下这个“适当的时候”这个词。
“适当的时候”这个看似中性的词,其实是后来朝鲜半岛分裂的伏笔。因为它既没有明确规定独立的时间表,也没有说明战后该由谁来托管,于是美苏各自解释:苏联说‘要先帮朝鲜建立新政府’,美国说‘要先训练民主制度’,两边谁也不认同对方的“适当标准”。这样一来,等日本投降后,苏军和美军各自占领北部和南部,把临时的分界线变成了持久的分裂,最后各自扶植政权,冷战对立加剧,朝鲜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而雅尔塔会议期间,关于朝鲜的未来,也有过一次短暂的、却同样影响深远的提及。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他对战后朝鲜的设想:国际托管。
他对斯大林说:“朝鲜已经被日本,统治了整整40年……他们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府。因此,我们考虑,战后由美、英、中、苏四国,对朝鲜进行一段时间的托管。”
罗斯福甚至以美国在菲律宾的经验为例,认为这种托管是成功的,并具体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大概需要“二十到三十年”,直到朝鲜人民,能够建立起一个自主、独立、民主的政府为止。
斯大林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称赞这个计划“很好”。
当然,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战后,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了朝鲜。但是在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已经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托管方案遭到了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美苏两国,便在这条分割线上,各自扶持了亲自己的政府:苏联,扶持了金日成,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扶持了李承晚,成立了大韩民国。
这两个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如果能尿到一个壶里不那就见了鬼了吗。双方都把用武力吞并对方、统一半岛,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这也就为几年后,那场惨烈的朝鲜战争,埋下了最直接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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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问题:
虽然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提出琉球问题,但这也是开罗会议的补充,可以把亚洲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开罗会议在私下会谈中,罗斯福曾主动向中国方面提起琉球的归属问题。中方认为,琉球群岛在地理和历史上,都与中国关系密切,询问蒋介石是否有意在战后将其收回。
出人意料的是,中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他坦率地回答,琉球在历史上,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但从未真正并入过中国的版图。中国目前的首要目标,是收复被日本明确侵占的故土,对于琉球,并无收回的意愿。
罗斯福听后,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既然如此,那么战后,琉球绝不能再留给日本,可以考虑由中美两国,对其实施共同托管,以防止其再次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军事基地。
这个在当时看来颇具前瞻性的设想,虽然得到了中方的原则同意,但最终,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并未被写入开罗宣言。宣言对此只字未提,为琉球问题的战后归属,留下了一段模糊的历史空白。
在这场决定了亚洲未来几十年格局的秘密谈判中,温斯顿·丘吉尔的角色,显得颇为神秘和被动。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方之一,他却在很大程度上,缺席了核心的讨论过程。这一事实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三巨头”内部,权力天平的悄然变化。
丘吉尔的缺席,是刻意的。他曾不止一次地,私下里,将所谓“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的说法,斥为“美国人的天真执念”和“一出绝对的闹剧”。在雅尔塔,他乐于让罗斯福和斯大林,“自己去演这出关于远东的闹剧”。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欧洲的问题上:德国的未来、法国在占领区的地位,以及他最为关切的、那个关乎荣誉的波兰的命运。
最终,尽管丘吉尔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并且对苏联的野心充满了警惕,他还是在那份秘密议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签名,代表了对英国实力急剧衰落和世界新秩序这个残酷现实的、一种清醒而无奈的务实承认。到1945年,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英国都已经沦为了同盟中的次要伙伴。丘吉尔深知,他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战区和外交领域,已经非常有限。
他清楚地看到,远东的协议,本质上是一场美苏之间的交易,是美国为了换取苏联帮助其赢得太平洋战争,而愿意付出的代价。对他而言,更关键的战斗,是在波兰和法国问题上。在此事上提出异议,不仅是徒劳的,还可能危及他在欧洲问题上,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那些脆弱的协议。
因此,丘吉尔的签字,并非赞同,而是一种深刻的、充满了苦涩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体现。它是一个默然的承认:世界的重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伦敦,转移到了华盛顿和莫斯科。而大英帝国,已不再是那个能够撬动地球的支点了。
当然,雅尔塔会议还有其它重要的议题,比如,战后该如何惩罚和处置德国?那个全新的世界组织“联合国”,又该如何构建?在这些问题上,三巨头之间,还要爆发怎样激烈的“唇枪舌战”呢?
我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