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不完美的会议（1/2）

前几回咱们聊完了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的全过程。可以说，那短短八天，就像一场浓缩了未来几十年的高能真人秀。当会议的帷幕落下，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的蓝图，或者说“草稿”，也就此诞生。

雅尔塔会议，在教科书里，它通常被定义为二战后期美、英、苏三国首脑的一次决定性峰会。但这个定义太干瘪了，咱们得给它加点料。说白了，这哪是开会啊，跟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一样，分明就是一场全球级别的“分赃大会”。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已经被打得只剩一口气，就像一头即将倒下的巨兽。三位最强悍的猎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根本没心思去讨论什么繁文缛节，他们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这头巨兽死后留下的广袤“遗产”——土地、资源、势力范围，以及最重要的，未来世界的“话事权”。

他们在这场会议上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共同构成了一个影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体系——“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就像一个巨大的框架，把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框了进去。它决定了谁是老大，谁是小弟，谁和谁一伙，谁和谁对着干。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很多规矩、很多矛盾、很多联盟，其最初的DNA，都可以在雅尔会议的宫殿里找到。

那么，这场会议，到底给世界牌局上的主要玩家们，都发了些什么牌呢？咱们就从这个体系里最核心的“五大玩家”——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俗称“五常”）说起，看看他们在雅尔塔的牌桌上，是赚了还是赔了。

雅尔塔会议最直接的一个制度性产物，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它的“五常”体系。这个设计，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也可能是最饱受争议的。它等于在全球成立了一个“董事会”，由美、英、苏、中、法这五个“创始大股东”说了算。那么，这五位“大股东”，各自揣着什么小算盘，又从雅尔塔带走了什么呢？

美国：“世界CEO”的闪亮登场

对美国来说，雅尔塔会议就是它的“全球CEO就职典礼”。罗斯福总统，这位坐着轮椅却心怀世界的巨人，他来雅尔塔最核心的目标，不是为了多占几块地，而是为了实现他的毕生夙愿——建立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在他看来，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是个没牙的老虎，管不住大国。所以，新的联合国必须把所有大国都拉进来，尤其是苏联这个特立独行的“红色巨人”。为了让斯大林点头同意加入这个“世界俱乐部”，罗斯福可以说是下足了本钱。

他成功了。斯大林不仅同意加入联合国，还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大国一致”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一票否决权”**。这个设计太精妙了！它名义上是给了每个大国平等的否决权，但实际上，凭借当时无人能及的国力和影响力，美国无疑是这个体系里最有能力引导议程、塑造共识的玩家。这等于为美国在战后几十年里，通过一个多边舞台来领导世界，提供了合法性和工具。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换取斯大林在联合国问题上的合作，以及那个至关重要的“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对日作战”的承诺，罗斯福在欧洲和远东的利益上都做出了重大让步。在欧洲，他基本上默认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把那里划入了苏联的“安全区”；在远东，他更是背着中国，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比如外蒙古的独立，以及在东北的特权）作为给斯大林的“出场费”。

罗斯福曾充满理想主义地宣称，雅尔塔会议“应该宣告单边行动、排他联盟和势力范围平衡的结束”。这话听起来很讽刺，因为雅尔塔恰恰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但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笔交易是划算的。它用一些自己并不直接控制的“别人的利益”，换来了苏联的合作，为自己赢得了领导世界的机会，也从此背上了维护（或者说主导）世界秩序的“甜蜜的负担”。

英国：“日不落帝国”的黄昏挽歌

如果说美国是意气风发的CEO，那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但家道中落的“老董事长”。他来雅尔塔，心情是复杂的，既想拼命维护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又不得不面对国力衰退的残酷现实。

丘吉尔的目标非常务实。他不像罗斯福那样满脑子都是“世界和平”的宏大蓝图，他更关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等美国大兵一走，我们英国怎么独自面对欧洲大陆上那头强大的苏联熊？”这个问题让他夜不能寐。因此，他在会上最执着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法国“扶起来”。

他声嘶力竭地主张，必须给法国一个德国占领区，让法国重返大国行列。斯大林对此嗤之以鼻，觉得法国在战争中投降得那么快，根本没资格上桌吃饭。但丘吉尔坚持认为，一个强大的法国是制衡苏联、维持西欧稳定的“第四根柱子”。最终，在罗斯福的默许下，他成功了。这可以说是丘吉尔在雅尔塔取得的最大外交胜利之一，也为法国日后成为“五常”铺平了道路。

然而，除了这件事，丘吉尔在其他议题上，尤其是在波兰和东欧问题上，几乎是节节败退。他虽然口头上为波兰的“自由选举”据理力争，但他手里的牌太差了——苏联红军已经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了整个东欧。他除了抗议，几乎无能为力。

雅尔塔会议，让英国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牌桌上，主角已经不再是它。那个曾经号令五大洋的“日不落帝国”，在两场世界大战中流尽了鲜血，耗光了财富。虽然它保住了战胜国的体面，也捞到了一个“五常”的永久席位，但谁都看得出来，全球的聚光灯，已经从伦敦，移向了华盛顿和莫斯科。雅尔塔，奏响的是一曲属于大英帝国的黄昏挽歌。

苏联：红色沙皇的权力巅峰

对斯大林和苏联来说，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胜利。斯大林就像一个手握重注的德州扑克高手，他深知自己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数百万在东欧战场上浴血奋战的红军士兵。他用这张牌，在雅尔塔的谈判桌上，几乎赢得了他想要的一切。

首先，在欧洲，雅尔塔会议英美(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权。虽然会议公报里写着《解放欧洲宣言》，漂亮话说了不少，承诺让所有被解放的国家“自由选举”。但斯大林对“自由”的定义，显然和西方不太一样。会后，他迅速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扶植起了亲苏政权，建立起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巨大“战略缓冲区”。这道后来被称为“铁幕”的屏障，让苏联获得了沙皇俄国梦寐以求的安全感。

其次，在亚洲，斯大林更是赚得盆满钵满。通过那份与罗斯福达成的秘密协议，苏联兵不血刃地拿回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一切，甚至更多：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永久分离，库页岛南部和整个千岛群岛划归苏联，旅顺港成了苏联的海军基地，大连港和中东铁路的特权也搞到了手。这笔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却极大地扩张了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

最后，雅尔塔还确认了苏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赋予其一票否决权。这在法理上，正式承认了苏联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两极”之一。

可以说，雅尔塔会议，让苏联的国威和影响力，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高峰。斯大林，这位格鲁吉亚出身的钢铁巨人，实现了历代沙皇都未能实现的宏伟目标，将苏联变成了一个真正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

中国：缺席的“巨头”与被出卖的利益

中国的处境，是雅尔塔会议中最尴尬、也最令人唏嘘的。当时的中华民国，名义上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巨头”之一，但这场决定其命运的会议，却根本没有邀请它参加。这就像一场决定家庭财产如何分配的重要会议，却唯独把其中一个重要的家庭成员关在了门外。

在雅尔塔那间温暖的宫殿里，罗斯福和斯大林，为了换取苏联早日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伤亡，毫不犹豫地拿中国的核心利益做了交易。外蒙古的独立被默认，东北的铁路和港口主权被出卖。这份秘密协议，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赤裸裸的“雅尔塔出卖”，是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

消息传来，中国方面虽然愤怒、抗议，但在美苏两大巨头的压力下，最终只能被迫吞下苦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法律上承认了雅尔塔密约的结果。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雅尔塔对中国也并非全是坏事。罗斯福总统出于他对战后亚洲格局的设想，坚持要将中国提升为“五大国”之一。他力排众议，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他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能在战后亚洲扮演“稳定锚”的角色。

这个“五常”的席位，虽然在当时看来有些“名不副实”，但却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遗产。它为中国（后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席位）提供了一个永久性参与国际核心事务的顶级平台和一票否决的权力。

因此，雅尔塔对中国而言，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方面，主权实实在在地受到了侵害，是弱国无外交的惨痛写照；另一方面，国际大国的地位在法理上得到了确认，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法国：意外的“复活”与重返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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